纳什合约:社会关系的数字迭代,人类彻底摆脱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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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囚徒困境就像是对人类的诅咒

每天,我们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做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这是天性使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的行为或者不作为常常会伤害整体利益,这会导致所谓“囚徒困境”。  

我们每个人都理性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结果却对我们所有人都不利。这就像是一个对人类的诅咒,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个“囚徒困境”,也不管你个人能力有多强大,都改变不了这种困境。

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常常与集体理性相冲突,导致所谓“囚徒困境”的出现,不利于所有人的幸福。

——经济学家张维迎

幸运的是,作为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动物,我们知道:人类生活在社会里,没有人可以脱离社会而幸福的存在。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只能来自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只有合作,才能活得幸福。这就是我们应有的集体理性。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制度、文化,克服了囚徒困境的障碍,不断走向合作,由此才有了人类的进步。诸如言语、文字、产权、货币、价格、公司、利润、法律、社会规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甚至钟表、计算机、网络等发明,都是人类走出囚徒困境、实现合作的重要手段。每一次合作带来的进步,都伴随新的囚徒困境的出现。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囚徒困境,又不断走出囚徒困境的历史。

协调和合作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牵涉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所在。解决协调问题需要人们之间形成一致预期,解决合作问题需要激励机制克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不一致。社会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协调预期和促进合作,解决人与人之间由于预期不一致和“囚徒困境”导致的冲突。

——北大经济学家 张维迎

二、人类暴力,才是社会秩序的真正底色

和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不同,人类推动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历史上人类的博弈付出惨重的代价。

一场唐朝的内乱,相对死亡人数位居人类战争与冲突历史之首。

在电影《绣春刀II:修罗战场》的开头,张译饰演的陆文昭在被沈炼救下后,面对萨尔浒之战的惨状,叹息道:“几万条人命,割草一般就没了。”据史书记载,这场战役“死者弥山谷,血流尚间崖下,水为之赤”(《明史·马林传》)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就像挥之不去的幽灵,反反复复投下阴沉的暗影。那么,在漫长的世界史上,最致命的战争又是哪一次?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将历史上人口死亡比例最高的18次战争和冲突,同比换算成20世纪的人口数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历史上最致命的战争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公元755~763年发生在中国唐朝的安史之乱。与此同时,在上榜的冲突名单里,中国占据了近三分之一。

我们从平克教授的伤亡统计数字中发现,20世纪并不是人类历史上战争损失最大的年代。在这幅致命战争的图上,史上最严重的10次冲突仅有1次发生在过去的100年里,然而与中国相关的事件却占据了一半的位置。

历史虽然早已迈过了以上年代,但战争的恐惧和惊惶却在人们心头永远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在中国的这些事件,与美洲原住民灭绝、大西洋奴隶贸易、英国占领印度、两次世界大战等战争与冲突一起,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个孤立的史实,也应该是反思和关怀。

别忘了,五十多年前,我们曾与核战擦肩而过。

三、人类的协作,才是人类的自我救赎

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近一千年以来,无论是在集体暴力(战争、屠杀)和个人暴力(凶杀、犯罪)两个层面上,还是在暴力的规模(死亡人数、死亡率)和强度(酷刑的废除等)两个维度上,人类的暴力水平都在显著降低。

1:国家暴力:战争和酷刑

为了让人类遵守秩序,祖先的确是逼急了。关于这些酷刑,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刑罚本身,而在于当时的人们对这些酷刑习以为常,当时的人们甚至把观看酷刑做为免费的娱乐刺激大片。

17-19 世纪,酷刑在西欧各国相继被废除。

大规模的死亡往往出自战争,但为数众多的劫掠、仇杀、暴乱、对村庄的屠杀却不会被载入史册。一百年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全球死亡人数达到5000 万,似乎把人类自相残杀的暴力推到了一个恐怖的顶峰。

1500-2000 年的大国战争频度实际上在呈现下降的趋势

“这个世界依旧很不太平,和平与发展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世界局势的特征是总体稳定,局部动荡”

——中国历史教科书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很荒谬–的确,两次世界大战就发生在不到一百年前–但我们人类,实际上已经开始解决“和平和战争”这个历史顽疾。现在,糖可比火药更致命。

在远古农业社会,人类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死亡总数的 15% ;而在 20 世纪,这一比例降至 5% ;到了 21 世纪初,更是只占全球死亡总数的约 1% 。 2012 年,全球约有 5600 万人死亡,其中 62 万人死于人类暴力(战争致死 12 万,犯罪致死 50 万)。相较之下,自杀的人数有 80 万,死于糖尿病的更是有 150 万。

——《未来简史》

2014 年,全球身体超重的人数超过 21 亿,相较之下,营养不良的人口是 8.5 亿。预计到 2030 年,人类会有半数身体超重。 4 2010 年,饥荒和营养不良合计夺走了约 100 万人的性命,但肥胖却让 300 万人丧命。

——《未来简史》

2:个人暴力的减少:以凶杀率下降为代表

从个人层面上看,凶杀率也在下降。以西欧为例,从 13 世纪到 20 世纪,凶杀率从十万分之一百下降到了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西欧人,13 世纪你被谋杀的风险是今天的一百倍。

暴力水平都呈现不断降低的长期趋势

是人性变得善良了吗?你自己都不信。

简单总结,有两个大的关键因素。

第一个关键是就是人类生存游戏本身变了。贸易让暴力的机会成本上升。

经济学家 Gary S. Becker 在其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人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犯罪给他带来的预期效用超过了其机会成本。

人类漫长的历史以强盗逻辑为主导,只是到了近代,市场逻辑才超越强盗逻辑,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主要方式。近代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在工业革命之前,我们看到强盗的逻辑,好比说罗马帝国的征服,秦始皇的统一,然后像蒙古成吉思汗的征服,用的全是强盗的逻辑。历史证明,近代以来,强盗逻辑不可能真正的胜利,能真正胜利的只有市场逻辑。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

如果和平贸易能为自己带来更多好处,谁还冒着生命危险为代价费劲去抢?

第二个关键是中心化治理模式的游戏规则。国家的暴力,以暴制暴,达成强迫所有人协作的共识。

别人的痛苦似乎总是不如自己的痛苦痛苦(这毕竟也是人之常情),因此在原始社会,复仇常常是过度的。人们似乎总要让对方得到比自己更深重的痛苦才能得到满足,于是就出现了冲突的不断升级和过度复仇的血腥循环。

国家的出现,让暴力死亡率急剧下降。惩罚侵犯者的不再是被侵犯者,而变成了国家。

人性简单说就是贪生怕死。人性中要满足欲望的一面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但人性中怕死的一面又逼迫我们要建立起一个社会来确保我们的安全,这就是所谓国家的社会契约理论。

这个原始契约的内容,就是所有人跟所有人都签订契约,把自己的自然权利,也就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生命安全的权利转让给这个强大力量,让它来确保契约能够成立,确保和平状态能够得到维护,这个强大的力量就是国家。

——霍布斯《利维坦》

四、社会关系的数字迭代 人类彻底摆脱囚徒困境

人类的文明分为四个阶段:渔猎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即将进入的数字文明。

前三个文明,没有任何争议,因为,这是事实。而对于第四个文明,我们人类正处在开启的过程中。大部分人倾向于认为,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标志,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那就是信息文明。

我们说,蒸汽机革命标志着工业文明的到来,但是,后来出现的电力革命还是工业文明的一部分,因为,其只是带来效率的提升,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工业文明,同样的道理,互联网虽然对社会经济冲击极大,但文明的基础,并没有动摇。真正的文明跃迁,一定会动摇上一个文明的地基,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认知还是生活习惯,都将发生剧变,并带来全新的社会关系分化。

纳什合约认为,在区块链开启的数字社会之前,人类的智慧主要表现在提高生产力上,简单说就是为了生存,提高能量和信息的使用规模和效率。数字社会之后,科学技术将直接作用在社会关系上,影响社会的法律、经济、金融、市场、政治和文化,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将像软件一样进行快速迭代,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拐点。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革命的主要方式已经由暴力革命转变成和平的社会变革重构。

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中的质变和飞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实现形式。它不仅表现为破除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而且表现为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

——人民日报 协同推进新时代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让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数字社会中的几个关键点。

1:争夺的利益对象变了–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 

以前,物理世界的资产,看得见摸得着,有明确的边界,以排他为利益的占有。这就是物权为代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在康德看来,物权, “这是一种反对所有占有者占有它的权利”。对人权是 “占有另一人积极的自由意志,即通过我的意志,去规定另一个人自由意志去做出某种行为的力量”。

说的直白点,以前我们以占有物质资产为核心。数字社会,虚拟资产,或者说人和人的合约关系是更重要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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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球解决温饱问题,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以人的精神需求为核心,买方市场和消费者个性化、定制化、时效性的要求成为新的市场长期主流趋势

技术变革必然涉及新财富的创造和旧财产的重新分配,而区块链技术的革命性就在于它实际上正是一种价值协议,它不只是关涉现实世界财产的数字化问题,而更是解决了虚拟世界资产的创造、分配、定价和交换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余成峰

人类财富从物质财富到虚拟资产的转变,背后必然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变。是物权到债权的转变。

2:市场组织结构变了–公司和DAO(自组织化虚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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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的自治组织最初是由美国作家奥里·布莱福曼( Ori Brafman )在一本名为《海星和蜘蛛》的书中提出来的。他在书中把中心化组织比喻为蜘蛛,把分布式组织比喻为海星,对两者的区别做出了详细解释。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蜘蛛是中心化(细胞)组织,如果把它的头切掉后(整个组织)就无法生存了。海星则是由彼此对等(无中心)的一堆细胞组成的,海星撕下的每只触手都可成长为完整的海星。

海星和蜘蛛分别代表现实世界中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两种组织。

海星型组织在遇到挫折和冲突被分解时,其组织将变成更小的去中心化组织,继续发挥作用;而蜘蛛型组织在首脑被割掉之后,将无法继续运作。

相比之下,海星型去中心化运作的组织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公司角色将来是否变成只是市场的一种补充?

我们先看看到底什么是公司。

在 1937 年的论文《公司的本质》中,经济学家 RH 科斯问道:「如果市场真的像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么有效,为什么企业还会存在呢?企业家为什么要成立公司而不是直接去市场上雇佣承包商,以外包的方式来完成每项需要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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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答案是交易成本。外包一项单独的任务,可能比把某个人留在工资单上来得更昂贵,因为每项任务都会涉及到交易成本。

科斯的论点是,在存在这些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只要公司能够从内部干完一件事中受益,而不用因为找外包商讨价还价、签订并执行合同而产生交易成本,公司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公司会不停的扩大或者缩小,直到公司「在内部解决一件事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上外包这件事」的成本。

交易成本越低,市场效率就越高,小规模的公司就会越多。

反过来,为什么不取消市场,成立一个超级公司(超级计划经济)?交易成本的确没有了,组织成本来了。市场运行不免费,价格机制不免费,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也不免费。用企业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无可避免地要支付出另一种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组织成本”。

仿佛在不经意之间,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需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交易被消灭了,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样看,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确与“西方经济学”冰炭不相容: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和命令的成本,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惟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那对立的理论两级共享的思维方法,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周其仁 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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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教授

从交易成本角度来说,公司或者中心化、市场都是解决方案。那么DAO是不是社会组织形式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呢?

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成本的根源是什么?

根据张五常的说法:

一类是包括寻找、比较、交通、物流等的交易成本,另一类是因为“合同”产生的交易成本——这两类,张五常倾向称其为“交易费用”。第三类——因为“资源配置机制”产生的交易成本——张五常倾向称其为“制度费用”。

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提供的秩序是一种中心化,区块链提供的秩序也是一种中心化。区别只是那个制度费用更便宜罢了。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交易成本问题可能更深刻,交易/协作的不确定性在于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如果交易的规则可以做到让每个个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达到整体利益的提升,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系统是接近帕累托最优的,是符合纳什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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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DAO这类网络组织模式在治理机制上和市场以及公司在激励和协调方式上有本质区别,DAO这类以直接激励、协商为主线的社会关系更符合社会个性化大生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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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关系的协调规则变了–不学习法律和代码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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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等将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法学分析,开启了人工智能与法律结合的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法律领域,形成了各种人机系统,譬如美国法院将COMPAS系统用于评估罪犯二次犯罪的可能性,ROSS系统在律所中可代替律师助理查询相关案例和法条等。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给法律工作带来的便捷有目共睹:ROSS可代替完成律师70%以上的日常工作;法律量刑建议系统可提高法官的裁判效率,使法官有更多精力审查复杂案件;法律智能系统也极大地提高了法学院学生的培训质量。

一句话总结,法律已经开始计算化。而更深刻的变革是,法律被代码/算法取代。也就是说,在这些新的虚拟世界空间中,传统不学习的法律的作用会不断边缘化,人工智能在逐渐替我们作出最终的判决,决定我们的未来。

逻辑推理如下:因为,虚拟世界高度随机性、即时性、可塑性的特点,决定了它难以通过不学习的法律进行控制,而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则可以更好地确保财产交易的效率和安全。如果说,传统法律的不学习机制主要应对的是现实世界的问题,那么面对一个正在涌现的多极和平行世界的治理问题,法律的形态必然面临转型。

也就是说,随着智能机器社会的崛起,人类法律正出现一个从牛顿式的大定律—小数据向默顿式的大数据—小定律模式演变的趋势,正在从UDC(不定性、多样性、复杂性,uncertainty, diversity, complexity)的社会向AFC(灵捷、聚焦、收敛,agility, focus, convergence)的方向演化。也就是说,传统的法律不学习实际是基于牛顿的经典力学模式,它根据统一化的“大法律”来整齐划一地规范各种“小事件”,它需要通过不学习人为地简化和收敛各种复杂场景,化约社会沟通复杂的事物、社会和时间维度,以更好实现韦伯有关法律成为自动贩卖机的理想。而智能化的机器学习则开始从海量的“大数据”中根据特定的场景、语境和实用的需要,随机提取特定的“小法律”来形成对行为的反馈机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专家 余成峰

对于数字社会法律的探讨可以参考《纳什合约:从老鼠审判到“法律”的死亡 》

4:治理机制的规则变了–精英人治和算法共识

人类社会目前的社会治理方式,核心是精英治理。比如三权分立,是西方一种关于国家政权架构和权力资源配置的政治学说,主张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不同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相互制约制衡。

在数字社会,三权分立可能升级成合约的治理,合约内的决策,合约的执行。

根据Carter的说法,一个理想的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网络有以下三个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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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精英管理的可以代表大众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最高级别的、超出协议之上的决策

**由一个高度分散化的矿工或者利益相关方(持有低于5%的个体)来进行协议内的决策

**由大量廉价的和分布式的节点来验证网络交易

除了工具形式的升级,数字社会和现在的前现代社会最大不同在于,数字社会认为个人认知极限与社会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中心化的治理架构已经把个体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精英),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一个可以与之呼应的事实是近年来的重大科学发现都是由团队而不是个人做出来的。不是出不了牛顿和爱因斯坦,而是现在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工作量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个人英雄时代已经是过去式,现在是团队英雄主义的时代。

5.金融和文化的改变

金融领域:比特币、加密货币,国家稳定币,金融产业离钱最近,社会关注最多,我们不用讨论了。值得强调的是:数字社会的金融,一定不是现在前现代社会理解的金融,他会是一种新的形态。

文化领域:这个更抽象。讨论更容易发散,但可能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更有冲击性和感知性。说个小故事,有个小女孩,特别的可爱。一天,她做错了事,会撒谎。下意识为了保护自己,这个是人性。切换到数字社会,或许这个小女孩可能不撒谎了,因为这个事实的描述,她可以只让自己看,就像一个日记。因此,她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人…或许,她会更幸福吧

综上。人类第一次把关注中心放到了生产关系上,用数字的方式进行社会关系的迭代。因为个人关系和整体关系的一致性,人类将彻底摆脱囚徒困境的诅咒。这个,或许是人类发展历史的一个拐点。

在一个由人工智能和“其他所有生物”组成的未来, 人类的出路是不是只有一条出路:“变成人工智能”,那是更遥远的未来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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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些讨论无法很严谨,作为一个创业团队,我们不是未来学家,我们只是根据现有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趋势,作出我们的预言。

或许,真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言,社会创业家的时代到来了。这个和数字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完)